向荣：R. H. 托尼与英国百年史学
作者：向荣
来源：《历史研究》2023年第4期
1961年，著名印裔作家韦德·梅塔在英国访学数年后，出版一本对英国知识分子的访谈录，他说在英国大多数专业历史学家看来，R. H. 托尼（R. H. Tawney, 1880—1962）和路易斯·纳米尔（1886—1960）是该国20世纪最伟大的两位史学家。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希尔在接受采访时说，马克思是托尼的精神之父，托尼始终关注历史上被压迫者的命运，并通过追问“为什么”而将历史从一般性叙事提升到理论分析层面。托尼是英国经济社会史研究的奠基人，出版或发表了《16世纪的土地问题》（1912）、《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1926）、《乡绅的兴起：1558—1640》（1941）等一系列颇具影响的论著。英国史学界习惯于将他研究的时段即1540—1640年，称作“托尼的世纪”。但是，托尼去世不久就遭到右翼史学家猛烈批判，他们宣称托尼不是真正的学者，而是迎合大众口味、热衷大问题、充当预言家的政治人物。G. R. 埃尔顿说，“作为一位历史学家，人们盲目高估了托尼的重要性”；受《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影响，英国“至少一代人，而且是关键性的一代人，误以为任何有助于他们国家伟大和成功的东西，都是来自有罪的自私和贪图钱财的邪恶”。在随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托尼及其著作淡出英国史学界。但近年来，情况发生了变化。2011年和2016年，英国出版两本纪念文集，深入探讨托尼的史学思想及其对历史问题的研究。2013年，牛津大学现代史教授劳伦斯·戈德曼出版托尼传记，系统介绍并分析了托尼的社会主义思想和史学贡献。托尼为什么会在最近10年强势“回归”？这是本文重点探讨的问题。在笔者看来，托尼命运的起伏主要是因为他对资本主义的无情批判，也与他研究英国资本主义起源时采用的方法有关。
一、托尼对资本主义起源的研究
要认识和理解托尼的历史写作，需要考虑两方面因素：一是托尼生活的时代及其个人经历，二是同一时期英国史学发生的变化。托尼生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从“世界工厂”走向衰落的时期，由于德国和美国等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的竞争，加之自由放任主义政策造成严重贫富分化，英国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日益显露。据19世纪末查尔斯·布思和西博姆·朗特里分别对伦敦和约克进行的社会调查可知，工人阶级中40%的人口处于贫困甚至更糟糕的状态；乔赛亚·斯坦普的统计表明，1919年英国总财富的2/3被不到人口1%的少数富人拥有。19世纪七八十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对英国农业的打击尤为严重，粮食价格大跌，贵族和乡绅纷纷抛售土地，农业雇佣工人生活艰难。在这种背景下，自由党政府于1892年通过《小土地持有法》，授权地方政府购买土地，使耕者有其田，从而增加小农场主的数量，但收效甚微。与此同时，工业领域的劳资矛盾日益尖锐，从1889—1890年起，码头工人、铁路工人和煤矿工人的罢工此起彼伏，到1911—1912年达到高潮。
在托尼之前，英国知识界已经认识到英国社会出现了问题，并提出种种解决方案。他们认为这些问题是不受限制的个人主义造成的，而作为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功利主义助长了这种趋势。牛津大学神学家本杰明·乔伊特、政治思想家T. H. 格林主张国家干预；剑桥大学法律史家F. W.梅特兰则主张通过独立的协会和法人（社团）解决问题，这样既能克服社会的“原子化”，也能避免欧洲大陆式的绝对主义。托尼深受上述知识分子影响，但他的思想更多来自本人的社会实践和对历史的研究。
托尼出生在英国一个上层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查尔斯·托尼是一名历史学家和东方学家，曾在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印度任教，担任过加尔各答大学总统学院院长。1899年，托尼进入牛津大学学习，在这里他不仅接触到乔伊特和格林等人的改革思想，还结交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其中两位对他的影响最深，一位是后来成为坎特伯雷大主教的威廉·坦普尔，另一位是后来成为英国“福利国家”设计师的威廉·贝弗里奇。托尼大学毕业后在伦敦东区贫民窟从事慈善和教育工作，并同贝弗里奇一道进行贫困和社会问题调查。1905年他担任工人教育协会理事；1906年加入费边社；1908年搬到曼彻斯特，担任兰开夏郡和斯塔福德郡北部工人业余大学教师，在这里托尼接触到新兴工业城市的工人阶级，并同他们建立了深厚友谊。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加入英国军队，前往法国作战，1916年因负重伤被送回英国休养。从1917年起，托尼一直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任教，直到1949年荣退。成为专任教师后，托尼仍然积极参与政治活动：1918年加入工党，1919年进入英国政府的煤炭工业委员会，代表煤矿工人同矿产主进行谈判和斗争。
托尼熟悉马克思的著作并深受其影响。在《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中，他引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他认为，这种变化在1660—1760年英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著述中表现尤为明显。
不过，托尼早期的思想更多还是受乔伊特、格林和坦普尔等人影响，他们认为现代资本主义偏离了传统基督教道德。托尼在1912年5月6日的日记中写道：“现代社会的病根是道德理想的缺失。”但随着对16—17世纪英国经济社会史的深入研究，托尼的唯物主义倾向越来越明显，到20世纪40年代分析17世纪英国革命爆发原因时，他采用了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法。与此同时，托尼还受到17世纪英国政治思想家詹姆斯·哈林顿的启发。
19世纪末20世纪初也是英国史学发生重大转变时期。在很长一段时期，英国史学界占支配地位的是辉格派史学，其产生于17世纪英国议会党人反对王权的斗争，到19世纪经托马斯·巴宾顿·麦考莱的发展达到高潮。辉格派史家持自由主义进步史观，在他们看来，英国人的自由来自古老的日耳曼传统，经过“大宪章”、英国内战和“光荣革命”，英国人一次又一次挫败君主专制统治的企图，最终确立以保障个人自由为基本原则的宪政制度。但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种弥漫在英国史学界的乐观主义情绪不再，在关于英国农业危机的大讨论中，历史学家将注意力转向18世纪议会圈地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托尼加入反思英国历史发展的讨论中，对资本主义弊端进行深刻揭露和批判。他未像赫伯特·巴特菲尔德那样从学理层面解构辉格派史学，但实际上改变了英国史学研究方向。与麦考莱一样，托尼也重视“光荣革命”在英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但理解却不同，前者将“光荣革命”看作英国自由宪政确立的标志，后者将之视为英国资本主义“贪婪社会”的开端。
戴维·奥默罗德认为，托尼是最早研究资本主义起源的史学家，他的研究成果对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如莫里斯·多布、罗伯特·布伦纳等有重要影响。在托尼看来，虽然资本主义的病症暴露在当下，但病根却深埋于过去。斯莱特和哈蒙德夫妇追溯到18世纪的议会圈地，但托尼认为关键时期是16—17世纪，既与地理大发现引起的商业革命相关，也与宗教改革时期新教思想的冲击和影响有联系。
1912年，托尼出版第一部学术专著《16世纪的土地问题》，探讨16世纪英国的圈地运动及其对农民命运的影响。他认为，早在中世纪晚期，随着农奴制瓦解和农业商业化，英国农民中就已滋生出经济个人主义，并开始了零星的协议圈地；但真正称得上“农业革命”的大规模圈地直到16世纪中期才开始。16世纪圈地运动的主体是庄园领主，最活跃的是购买了被解散的修道院地产并将土地作为生意投资的商人、律师和廷臣。由于占农民人口绝大多数的公簿持有农是农奴的后代，他们虽然获得人身自由，但仍需向领主缴纳地租和进庄费，因而他们对土地的占有是不安全的。庄园领主通过增加地租、提高进庄费，迫使公簿持有农放弃土地，随后将从农民手中夺取的土地出租给租地农场主，英国近代特有的大土地所有制，领主—租地农场主—雇佣工人三重划分的农业资本主义结构由此产生。在托尼看来，16世纪英国大规模的圈地运动，完全是由于商业化领主和租地农场主的贪婪造成的，不仅导致农民被驱赶，乡村社会关系被改变，集体主义心态受到冲击，而且从经济效益角度也无必要。因为英国可以通过农民对市场的逐步适应改变传统农业，但遗憾的是，这种发展趋势被随后的领主圈地粗暴打断。因此，16世纪英国的农业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还是社会问题和道德问题。
在托尼看来，经济史不能同文化和社会分割开来，因此从一开始，他就没有将研究领域局限于纯经济问题。20世纪20年代，托尼将研究重点逐渐转向文化和宗教领域。在《贪婪社会》一书中，托尼勾勒了16—18世纪伴随经济个人主义的兴起，英国社会政治思想发生的变化。在他看来，宗教改革在这一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因为宗教改革将宗教信仰变成个人私事，中世纪基督教维系的有机体社会瓦解。他说：“当社会的拱顶石被移除后，留下的只有个人权利和个人私利，只有社会的材料而不是社会本身。”在启蒙思想进一步影响下，英国演变成以私人产权、个人自由为核心的机械社会。
1926年，托尼出版《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这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英语世界销量最高的史学著作。他运用16—17世纪英国出版的大量小册子，深入探讨新教尤其是英国清教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托尼表示，他的研究受到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启发，但对两者关系的理解与韦伯并不相同。韦伯认为，由于新教的“天职观”，劳动获得新的意义：它是对上帝的责任，是一种绝对目的本身。于是，一种全力以赴的工作态度和全新的企业精神出现了，长期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传统心理障碍被克服。托尼认为，韦伯过分强调精神因素，忽视了其他因素，尤其是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他说：“16—17世纪荷兰和英国资本主义发展，不是因为他们是新教国家，而是由于经济大变动，尤其是地理大发现及其后果的影响。”在托尼看来，“所谓资本主义精神，就是为了追求利润可以抛弃一切道德禁忌的大无畏气概”，但这种精神在人类历史上长期受压制，宗教改革拆除了维护中世纪教义的制度和组织基础，为“地理大发现”后奔涌而来的资本主义打开了方便之门。在英国，加尔文教找到自己理想的社会载体，即以约曼农和城市工商业者为主体的新兴中产阶级。他们反对都铎和斯图亚特王朝的政府干预，并通过加尔文教的“天职观”使自己的经济行为神圣化。直到“光荣革命”后，随着宗教热情熄灭，大土地所有者和大资本家掌握了国家政权，资本主义才不再需要宗教的加持而不受限制地发展起来。
1941年，托尼发表《哈林顿对其时代的诠释》和《乡绅的兴起：1558—1640》两篇论文，探讨英国内战爆发前社会结构的变化。《大洋国》的作者詹姆士·哈林顿认为，在英国，土地财富的分配决定政权性质，英国君主制倾覆是伊丽莎白一世晚期以来土地从贵族手中向乡绅和约曼农转移的结果，他主张废除长子继承制，建立土地所有权均势的民主共和国。托尼认为，尽管哈林顿关于英国未来政体的设想没有实现，但他对内战起源的分析却是同时代人中最深刻的，因此称他是“第一个在之前社会变化中发现政治剧变原因的英国思想家”。《乡绅的兴起：1558—1640》受哈林顿启发，除运用大量原始文献外，还采用社会科学的统计方法：在可追溯的7个郡的2547个庄园中，拥有10个庄园及以上的地主（通常为贵族），比例从1561年的24%下降到1680年的13.6%；拥有4个庄园及以下的地主（通常为乡绅），从56.7%上升到66.1%。托尼认为，其原因在于旧贵族固守传统的消费习惯和经营方式，不能适应变化了的经济环境，从而走向衰落，而乡绅则相反。《乡绅的兴起：1558—1640》成为从经济社会史角度解释英国革命起源的开山之作，并被以希尔和布伦纳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接受，影响至今。
二、新史学、修正派史学与“去托尼化”
20世纪中后期，西方史学界各种“新史学”和“史学转向”大兴。虽然这些新潮流发端并主要流行于法国和美国，但对英国史学界也产生了重要冲击和影响。
“新史学”主张将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引入历史学，以便将历史学研究建立在更加客观、精确和科学的基础之上，因此，“新史学”又称“社会科学历史学”。“新史学”中影响最大的是法国年鉴学派的结构主义史学和美国的计量史学。1949年，法国年鉴学派代表人物费尔南·布罗代尔出版《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提倡“总体的历史”，突出长时段地理、生态和人口因素的影响。在他看来，与不可抗拒的传染性疾病、水土流失、人口波动相比，菲利普二世及同时代的君主在地中海世界的争霸活动无足轻重。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进一步呼吁研究“没有人的历史”，他强调前工业时代人口—经济结构的稳定性，并将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的历史称为“静止不动的历史”。美国计量史学的领军人物罗伯特·威廉·福格尔提倡要将历史学进一步科学化，将史学区分为“科学的”历史学和传统的历史学。所谓“科学的”历史学就是计量史学，在他看来，“运用社会科学的计量方法和行为模式研究历史”才是“科学的”。被他划入传统历史学家阵营的不仅有代表英国人文主义传统的托尼、屈威廉，还有法国年鉴学派大师马克·布洛赫、费尔南·布罗代尔以及力图用兰克客观主义改造英国史学的埃尔顿。福格尔的代表作是他和斯坦利·L. 恩格尔曼共同撰写的《被钉在十字架的时代：美国黑人奴隶制经济》，他们通过对档案资料的统计分析颠覆了史学界的正统观点。在他们看来，美国的奴隶制经济是有效率的，奴隶的待遇比自由工人还高。
1966年，英国年轻史学家基思·托马斯在《泰晤士报·文学副刊》上发表文章称，英国史学界在引进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方面比法国和美国的同行落后数十年；虽然托尼、希尔等人受马克思和韦伯影响，从事过社会结构和知识社会学领域的研究，但还远远不够，英国史学家应该拥抱更多的社会科学学科，如社会学、社会人类学、人口学和社会心理学等。在他看来，历史学家需要学会运用社会科学的概念工具和统计方法。1971年，托马斯出版《宗教与巫术的衰落》，运用社会人类学理论，分析16世纪英国大规模巫术起诉及其背后的社会心理根源。1981年，剑桥大学人口和社会结构史研究小组推出《1541—1871年英国人口史重建》，运用人口学理论和方法，利用计算机技术对英国404个保存完整的堂区登记簿进行统计分析，揭示了英国长达330年的人口增长趋势。
在英国，采用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的历史研究被称为“新社会史”。与托尼、屈威廉所代表的传统社会史一样，新社会史学家重视政治和宪政之外的历史，关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信仰；不同的是，后者采用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式。因此，新社会史学家并不反对托尼，只是认为他的研究科学化程度还不够。托马斯说：“托尼关注的社会史问题，可以通过不同的方法和不同的历史写作风格来解决。”在他看来，托尼的学生劳伦斯·斯通在处理相关问题时进步很大，因为斯通将论证建立在大量统计数据基础之上，尽管其文字仍带有传统色彩，即用极为生动的修辞手法加深对社会变化的理解。1967年，斯通在为托尼《16世纪的土地问题》撰写再版前言时，也从新社会史的角度指出了该书的种种不足。
但是，到20世纪70年代末，史学界普遍对引入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所取得的成效感到失望。1976年和1979年，斯通连续发表两篇重要论文，力陈社会科学化给历史学带来的负面影响，呼吁叙事的复兴。在他看来，社会科学化的历史重视结构和功能，忽视时间和变化；强调环境，尤其是地理、生态和人口因素的影响，忽视人和人的活动；统计方法只能解决有限的问题，而且20世纪中叶以前的统计信息要么不准确，要么不完整，要么用处不大。他尤其批评福格尔和恩格尔曼使用不可靠的统计数据，包括对档案资料的误读和误用，轻易否定传统史学对奴隶制认识的做法。除此之外，“新史学”科学的表达方式，即难以读懂的统计图表、枯燥无味的分析论证和充斥大量专业术语的行文，也使史学失去了广大读者。不过，到1979年斯通写第二篇论文时，他发现西方史学界已经出现叙事复兴的迹象，主要表现为法国年鉴学派的人类学转向、意大利微观史学的兴起、英国“年轻的古物派经验主义者”崭露头角等。但叙事的复兴并不完全是由于“新史学”要赢回失去的公众，还与西方知识界政治气氛的变化有关。
1968年欧洲的学生和工人运动被镇压后，左翼知识分子陷入消沉和颓废，他们不再寄希望于激进的政治变革，也不再相信任何形式的科学历史学，包括年鉴学派的结构—功能主义史学、自由主义史学等。法国微观史学家雅克·雷维尔在回顾“五月风暴”的冲击和影响时说：“进步，这个在快速转型时期的战斗口号，似乎不再有保障了。现在是不确定的，未来是捉摸不透的，‘过去’成了投入时间和精力的安全场所……人们想从历史中知道的不再是教训、先例或理解当下的方式，历史成为逃避此时此刻不确定因素的避难所。”意大利微观史学家乔瓦尼·莱维说：“与功能主义强调社会的一致性相反，微观史学家关注规范体系的矛盾，并因此聚焦于使所有体系变得流动和开放的‘碎片’、矛盾和多元的观点。”由此可见，1968年的政治事件直接推动西方史学从现代向后现代转变。
与欧洲大陆叙事的复兴不同，英国的叙事复兴是由右翼史学家推动的。他们认为历史学应该科学化，但路径不是采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而是回到兰克时代的客观主义史学。他们反对英国宏大叙事的史学传统，包括辉格派自由主义史学和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但由于托尼是英国资本主义制度的尖锐批评者，加之托尼开启的经济社会史研究使兰克的政治史研究边缘化，因而成为右翼史学家集中攻击的目标。
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英国史学界已经出现反对托尼的声音。随着冷战开始，美国兴起反共、极右的麦卡锡主义，英国知识界的政治氛围也受到影响。1951年，牛津大学的休·特雷弗-罗珀首先批评年轻同事斯通，否定托尼对17世纪中期英国内战的社会分析。他抓住斯通《对伊丽莎白时代贵族剖析》一文不成熟或粗糙的问题大做文章，宣称伊丽莎白时代真正衰落的不是贵族，而是乡绅。两年之后，特雷弗-罗珀转向对托尼的直接批评，认为托尼《乡绅的兴起：1558—1640》对时人评论的使用有选择性；贵族和乡绅都是大地主，他们有相同的生活方式，面临相同的经济问题，他们不是两个不同的社会阶级。英国内战爆发的真正原因不是新兴乡绅与衰落贵族之间的矛盾冲突，而是以土地为生的“纯粹乡绅”（the mere gentry）反对有宫廷背景的大乡绅的斗争。但是，特雷弗-罗珀真正关心的不是学术问题本身，而是其背后的政治取向。他在给《泰晤士报·文学副刊》的信中说，托尼的论文“为一代人提供了正统观点——我要说，这是错误的观点——马克思主义者和罗马天主教徒以意识形态的欢呼声接受了它”，因此，必须彻底埋葬托尼对英国历史“激进的”解释。
20世纪60年代，又一位知名右翼史家在英国史学界崛起。G. R. 埃尔顿是二战前夕从德国逃到英国的犹太难民，1953年因出版《都铎政府革命》在英国史学界名声大噪。埃尔顿深受德国客观主义史学影响，在1967年出版的《历史学的实践》中，他既反对E. H. 卡尔的相对主义，也反对托马斯引进社会科学新工具。但是，真正让他担心的还不是历史学的技艺问题，而是左翼知识分子，包括卡尔利用教育进行政治宣传、颠覆现存社会秩序的“险恶用心”。因此，他在次年“剑桥大学英国宪政史教授就职演讲”中，大谈“邪恶教育”的影响。托尼成为他的主要攻击目标，他说：“我认为，在我们国家，没有哪个史学家能比大善人理查德·托尼对我所称的民族自我意识产生更糟糕、更灾难性的影响”；“我认为在他所有的著作中，他都无意识（好吧，部分无意识）地被偏见支配，他所写的一切都是为了宣传”。次年，在埃尔顿主编的“历史问题”丛书中，埃里克·克里奇推出《16世纪及以后的土地问题》，认为托尼的政治家身份使他不能成为真正的学者，他将早期资本主义描绘成“残酷和贪婪的”、“对社会福利和真正的精神价值具有破坏性”，是“完全不实的”。
特雷弗-罗珀和埃尔顿解构了英国史学的宏大叙事传统，推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英国“修正派”史学的兴起。“修正派”是晚近史学界使用的称呼，指的是斯通提到的英国“年轻的古物派经验主义者”。以康拉德·拉塞尔教授为代表，他们试图对17世纪英国革命作去意识形态化的解释。为此，他们转向短时段、事件史和小叙事。拉塞尔认为，英国内战是“意外的战争”，源于国王与议会之间“长期的误解、恐惧和不信任”。另一位“修正派”史学家约翰·莫里尔则认为，内战是由于国王无能，不能及时制止宗教激进分子制造的教义争端，“它是欧洲最后也是最大的一次宗教战争”。在“修正派”史学影响下，英国史学界不再研究17世纪英国革命的社会根源，两大传统研究领域即政治史和经济社会史进一步脱钩。
三、90年代“史学危机”与托尼归来
在1991年的一篇短文中，斯通宣称过去25年关于历史学主题的争论已使史学专业陷入“自信心危机”，人们不知道历史学是做什么的，也不知道该如何从事历史研究，这种现象在法国和美国表现尤为明显。戴维·坎纳戴恩也认为，20世纪90年代初英国史学界弥漫着对史学“终极危机”的恐惧，部分原因是后现代主义批评者质疑历史学家有揭示历史真实的能力，以及过于专业化使历史研究变得支离破碎，还有所谓冷战结束意味着“历史的终结”。但是，从21世纪回望过去，这些担心都不过是夸大其词，“因为今天英国的历史学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充满生机和活力”。在他看来，英国历史学受到后现代主义启发，丰富了自身研究内容，而不是被它们整个淹没和毁坏。笔者认为，90年代初的危机确实存在，然而，正是对危机的反思才推动了英国史学的新变化。
20世纪90年代初史学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来自“语言学转向”的冲击和影响。“语言学转向”并非凭空产生，与之前的“新史学”和“史学转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从引入社会科学理论转向引入文学批评理论，用一种行话取代另一种行话。理查德·J. 埃文斯说：“从社会学理论转向语言学理论，他们提出历史学家依赖文本获取关于过去的知识。在他们看来，文本是文字的任意组合，而文字本身又只是在人类任意发明的过程中产生的。每次我们阅读一个文本，都会自己赋予它意义。因此，历史学家所写的是他们自己的发明，而不是对过去事实真实或客观的描述，过去的事实本质上是无法还原的。”在法国和美国，“语言学转向”是后现代主义史学的高潮，目的是要将历史学家从传统的职业责任和规制中解放出来，将历史研究变成个人的智力游戏。但在英国，后现代主义却与右翼的“修正派”史学越走越近，因为“修正派”史家反对左翼的经济社会史，强调历史发展的偶然性和不确定因素，所以后现代的“文学转向”或“语言学转向”对他们特别有吸引力。
“语言学转向”在英国引起强烈反弹。英国史学界不排斥引入新的理论和方法，包括语言学理论，但认为理论只是研究的向导和工具，不能脱离历史本身。1992年，斯通在同英国后现代主义史学家帕特里克·乔伊斯的论战中说：“如果文本之外别无其他，那么我们的历史知识就会完全倒塌，事实与虚构之间就会变得无法区分。”埃尔顿、威利·汤普森、理查德·J. 埃文斯等人也纷纷为“捍卫历史学”而战。反对后现代主义的斗争使英国史学界内部观点不同的人站到了一起，比如埃尔顿是“修正派”史学的精神领袖，汤普森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埃文斯则是当今英国主流的经验派史学家。
20世纪90年代的“史学危机”迫使英国史学界反思自身存在的问题。英国社会史领军人物阿德里安·威尔逊和基思·赖特森提出要打破“社会史的圈地”，建立“一种总体化的历史”；剑桥大学近现代史教授帕特里克·科林森呼吁改变英国政治史同社会史长期分离的状况，将政治放回到社会史中，“探讨政治的社会深度，在以往认为不存在政治的层面发现政治生活的痕迹”。埃文斯认为，历史既不像后现代主义理论家所言，只是史学家在说话；也不像埃尔顿宣称的，只有原始文献在说话。事实上，历史是史学家同史料之间的对话。2015年，蒂姆·哈里斯向“修正派”史学最顽固的堡垒——英国内战史研究——提出挑战。他反对将英国内战看作短时段的事件史，主张要重视普通人对政治的影响和长时段的政治文化，他说：“总而言之，要弄清1642年英国内战爆发的原因，就必须以长时段的眼光研究。这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回到斯通或希尔的观点，但确实意味着我们对内战起源的解释，不能仅从1640年或1637年甚至1625年开始。”
在与后现代主义史学论战和对自身问题的反思中，英国史学逐渐转向20世纪60年代及以前的本土传统。埃文斯捍卫的是20世纪60年代卡尔和埃尔顿的史学遗产，主要是史学技艺。进入21世纪，英国史学进一步回到20世纪早期，即英国现代史学的形成期。作为英国现代史学传统的奠基人之一，托尼的研究成果受到英国史学界更多关注。他们回归托尼，既是为未来的史学发展重新定向，也是为捍卫英国的史学传统而斗争。
不过，托尼命运的沉浮不仅与英国史学思潮有关，还受到政治大环境影响。冷战初期，英国右翼势力抬头，到70年代末，撒切尔夫人赢得全国大选，英国政治进入一个极端保守的时代。撒切尔夫人抛弃战后的“两党共识”，即建立基于混合经济的民主国家和福利国家，在经济上推行私有化和自由放任政策，在道德上恢复维多利亚时代的中产阶级价值观，对穷人污名化，将他们的贫困归因于懒惰和不知节俭。保守党政府还对学术领域施加影响。克里斯·威克汉姆在2007年发表的关于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论文中指出，同20世纪70年代相比，90年代以来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失去了过去的锋芒，原因之一是“20世纪80年代保守党政府对所有学术价值观念的攻击”。牛津大学现代史教授劳伦斯·戈德曼指出，特雷弗罗珀、埃尔顿等人对托尼的激烈批评是出于右翼学者政治上的仇恨，与托尼相比，他们显得狭隘、意气用事和不宽容。
随着撒切尔、里根相继执政，西方世界进入“新自由主义”时代。战后，在凯恩斯主义影响下采取的国家宏观调控政策被抛弃，资本主义再次以不受限制的方式发展起来。但是，2008年从美国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改变了西方知识界的风向。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斯文·贝克特说：“在过去几年里，几乎没有任何话题比资本主义更能激发舆论界的兴趣。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后，关于资本主义性质、发展历史和活力问题突然出现在晚间脱口秀和世界各地的报纸上。”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以《21世纪资本论》一夜成名，在美国收获无数读者并引发热议。据皮凯蒂提供的数据，在1987—2013年不到30年时间里，全球超级富豪拥有的财富增长了3倍，直逼人类历史上贫富悬殊最大的20世纪初。他说：“自2010年以来全球财富不公平程度似乎与欧洲在1900—1910年的财富差距相似。最富有的0.1%人群大约拥有全球财富总额的20%，最富的1%拥有约50%，而最富的10%则拥有财富总额的80%—90%。”他忧心忡忡地说，如果继续放任自流，“将潜在地威胁各民主社会以及作为其基础的社会正义价值”。与此同时，以德国历史学家、国际历史学会前主席于尔根·科卡为代表的一批欧陆和美国历史学家也开始对资本主义发展史，尤其是全球化与资本主义世界的不平等关系进行研究。
托尼在英国史学界的强势回归反映了与欧陆和美国相同的趋势。托尼是最早将资本主义概念引入历史学研究的史家，因此，当他的《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出版后，有评论称“资本主义”不过是一个政治口号，决不应该出现在严肃的历史学著作中。托尼在1935年版的“前言”中承认，如同“封建主义”和“重商主义”一样，“资本主义”概念也容易被误用，但他坚持认为，“文字方面的争论毫无意义，如果作者发现了一个更合适的术语当然可以用。但是，如果他不仅回避这个词，还忽视这个事实，那他就不太可能从过去三个世纪的欧洲历史中获取多少有意义的东西”。在他看来，资本主义是16世纪以来欧洲历史最根本的东西，研究这段历史不可能不研究资本主义。
戈德曼教授认为，托尼的“特殊才能是进行宏观的综合论证，发现历史发展之间的联系而不是将它们分解为资料翔实、分析入微的孤立发展”。在托尼对英国资本主义起源的研究中，他不仅分析了16世纪土地所有权的变化，还探讨了新教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以及土地转移引起的社会政治结构变化。托尼的研究属于宏大叙事，采用的方法和路径与他提出的大问题相一致。但是，随着后现代主义史学对宏大叙事的解构，托尼及其研究也被边缘化，直到最近被称为“过时的资本主义”概念重新出现，托尼的命运才迎来转机。贝克特说：“在长达20多年里，历史作为一门学科一直专注于深受后现代修辞学影响的文化史，制造出来的作品往往痴迷于身份认同，以及对对象、行为和话语的意义进行解构，并强调人类过去的故事可以有多种版本并具有不确定性。直到最近，任何头脑清醒的人都不会预料到唯物主义，甚至结构主义的历史解读重新回归，更不用说关心资本主义了。资本主义可能承载了比任何其他话题更沉重的压力，即后现代主义历史对宏大叙事的厌恶。”
四、托尼与近代早期英国史研究新趋势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后，英国农业史研究转向“牛和犁”，即脱离社会财产关系的农业技术史研究，克里奇引证16世纪的法律文本，指出公簿持有农受普通法保护，托尼的核心观点即领主驱赶农民从而导致资本主义大农场兴起，没有事实根据。与此同时，他强调16—17世纪英国的农业技术创新，包括草田轮作、水灌草地、引种饲料作物如三叶草和芜菁等。他说：“显然，从13世纪到17世纪中叶，在总体管理方案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的情况下，贫瘠土地和普通敞田的产量增加了大约一倍，而这一惊人的进步主要是在1500年之后取得的。”在他看来，英国的农业革命是“无痛革命”，并没有造成托尼强调的社会后果。但是，斯潘塞·迪莫克在晚近关于英国资本主义起源的著作中反驳了克里奇的观点，认为他过分强调法律条文的真实性，忽视了在实际生活中阶级力量对比可能造成的变化。他根据对肯特郡利德地区的个案研究，发现尽管在中世纪晚期英国农民获得了人身自由，但他们没有获得像法国农民那样对土地的安全占有，随着领主自营地出租，租地农场主兴起，公簿持有农的土地最终落入领主和租地农场主之手，虽然途径多样，既有法律或经济手段，也有暴力强制的方式。因此，他认为不能简单否定托尼的观点。在2019年发表的论文中，他引用1517年英国王室圈地调查委员会发现的约600起非法圈地案例，指出在英国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暴力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事实上，从2000年左右开始，英国农业史逐渐摆脱“牛和犁”的研究范式，部分学者重新回到农业资本主义问题，尽管受大环境影响，他们很少引用托尼的观点和研究成果。2000年，青年史学家简·惠特尔出版《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1440至1580年诺福克的土地与劳工》，将英国农业资本主义的主导者从领主转移到农民身上。她认为，随着农奴制在15世纪消失，不仅农奴自身获得自由，他们的土地也获得自由，可以投入市场进行买卖，农民中间出现竞争和贫富分化。她说：“到16世纪早期，英国农民作为一个阶级，已经从拥有100英亩或更多土地的富裕约曼农，扩展到大量几乎没有土地的人，他们依靠小持有地或棚屋基地，利用公共权利勉强生存下来。虽然贫富分化不是新现象，但富裕农民的强烈欲望和资源却是新的。”在她看来，英国农业资本主义兴起是商品经济自然作用的结果，与领主的人为干预无关。
2005年，克里斯托弗·戴尔教授出版《转型的时代：中世纪晚期英国的经济与社会》。他在中文版序中说，作为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罗德尼·希尔顿的学生，他一直对“资本主义的起源”问题感兴趣，并做过大量前期研究工作，但由于问题本身“似乎逐渐变得过时了”，他将研究搁置，直到1998年受邀到牛津大学做系列讲座，才将过去的研究计划重拾起来。他的研究表明，黑死病之后，尤其是1450—1520年，英国的确出现过领主圈地，并引起包括托马斯·莫尔在内的评论家的强烈关注。尽管领主的圈地活动引人注目，但真正值得注意的是农民自己进行的土地兼并和圈地，它们持续时间更长，影响和意义更大。在他看来，领主的圈地只不过加速了农民自下而上推动的经济变革。
英国农业资本主义兴起究竟是由于领主圈地，还是农民的贫富分化？国外学界尚无定论，国内学界也有两种不同观点。在笔者看来，英国资本主义大农业发展道路的形成与领主力量强大有关，其根源可追溯到中世纪。不过，直到英国革命之前，圈地的范围还局限于领主自营地和荒地，英国革命尤其是“光荣革命”之后，资产阶级和乡绅取得政治上的统治权，农民地位进一步恶化，圈地运动才得以在全国范围更大规模展开。事实上，托尼也注意到英国革命的影响，认为随着星室法庭、威尔士和北方事务委员会被废除，能够约束大土地所有者的王室权力机构已消失，“从此以后，除普通法象征性的保护外，圈地、驱逐佃户和榨取高额租金再也没有障碍”。因此，“绝对君主制好的方面与坏的方面被一起清除了”。
尽管在农业资本主义起源问题上，惠特尔和戴尔的观点与托尼不同，但对农业资本主义带来的社会后果，他们的认识却相当一致。惠特尔在《16世纪的土地问题》出版100周年纪念文集中写道，16世纪的大变化“既提供了机会，也威胁着生计：它们不仅是经济趋势，也是数百万人的生活经历。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回到托尼的《土地问题》，并从中找到灵感”。
在《16世纪的土地问题》中，托尼最关心的是圈地运动给广大农民造成的生计危机，他们失去了土地，而又无法完全被城市和乡村工业接纳，因此被当作“流浪汉”四处驱赶。直到1576年，英国政府才颁布法令，要求地方政府安置没有工作的穷人就业。《伊丽莎白济贫法》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早期资本主义时代新贫困现象的折射和反映。他说：“承认救助穷人必须作为一种公共责任履行，并不是因为中世纪的观念延续到了一个不适宜的时代，而是强大的都铎王朝为了防止经济变革引起社会动荡所做的一种尝试。尽管如此，这并不足以控制社会动荡。”事实上，16—17世纪英国频繁爆发的反圈地起义和其他形式的社会骚动足以证明这一点。
2007年，加拿大社会学家拉里·帕特里奎因出版《英国农业资本主义与济贫，1500—1860年》。他充分利用托尼、布伦纳等人的研究成果，指出英国的社会福利制度早在16世纪就已出现，比欧洲大陆国家如法国早了三个世纪，原因在于英国很早就完成了对农民的土地剥夺，从而形成一个人数众多的乡村无产阶级。最初，被剥夺土地的农民通过做佣仆、打短工、从事家庭手工业、利用公共土地上的资源艰难谋生，直到资本主义大工业出现，他们才转变成全职雇佣工人。旧济贫法是针对乡村无产阶级的，旨在为他们提供某种化解生存危机的社会保障。帕特里奎因的著作在英国史学界引发强烈反响，多名史家为该书撰写书评。约翰·布罗德开篇解释：“为什么一个具有强烈经验主义倾向，不太受左派激进主义影响的史学家，会愿意评论一本明显从意识形态立场出发的书，而作者似乎又不是一个受过历史学训练的专家？”他给出三个理由：首先，这是一本理论性很强的书，有望给该研究领域带来真正有新意的见解；其次，应当承认没有严格和明确意识形态的人，也会不知不觉地将隐性的意识形态带进研究工作中；最后，为了写书评不得不更仔细地阅读，可以避免对受意识形态支配的解释不屑一顾，有助于从中获取有用的东西，转变看问题的视角。
同年，经济史学家格雷戈里·克拉克发表长篇论文，讨论13—19世纪英国农业劳工的生活水平。他的统计数据表明，15世纪农业劳工的实际工资处于最高点，维持一个家庭的开支绰绰有余，但从16世纪开始迅速下降，到17世纪初达到最低点，尽管在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中叶有所改善，但仍未恢复到16世纪中叶的水平。克雷格·马尔德鲁对克拉克的统计提出疑问和修正。他引用荷兰经济史学家扬·德弗里斯的“勤勉革命”理论，指出在近代早期随着大量新消费品的出现，雇佣工人增加了劳动投入，以便改善自身家庭的生活条件。就英国而言，“勤勉革命”主要表现为妇女和儿童参加生产劳动，因此，在计算雇工家庭的收入和支出时仅考虑男性户主的实际工资是不够的。但是，即使加上妻子、孩子的劳动收入和其他所有家庭成员收入，16世纪末17世纪初英国的农业劳工家庭仍然入不敷出。惠特尔为马尔德鲁的书撰写长篇书评，指出与克拉克等经济史学家的纯统计分析不同，马尔德鲁采用社会文化史的研究方法，深入考察了农业劳工的食物、多种收入来源和家庭中的物质文化，力图还原他们真实的劳动和生活经历，无疑是一项具有开创性的研究工作。但她同时指出，如果马尔德鲁将马克思和亚当·斯密的著作，以及托尼对16世纪土地问题的研究纳入参考范围，也许站位会更高。
近几年，英国对近代早期乡村劳工或无地户的研究越来越热，最具代表性的是亨利·弗伦奇参与主编的论文集《1600—1900年间乡村欧洲的无地户》和惠特尔教授主编的论文集《1400—1900年间乡村欧洲的佣仆》。弗伦奇等人在引言中说，无地户在欧洲乡村人数众多，是乡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他们一直没有受到应有关注，部分原因是相关原始资料较少，部分因为19世纪欧洲社会科学的奠基人为了彰显传统农业社会的和谐，有意将研究对象集中到农民和农场主身上。布罗德在论文中指出，到1800年左右，英国无地人口比例已远超欧洲其他国家，是近代早期英国土地所有权集中、大农场发展、乡村无产阶级化造成的。根据帕特里夏·克鲁特、L. R. 普斯和惠特尔分别对萨默塞特平原区、埃塞克斯和诺福克进行的研究，16世纪20年代英国无地人口比例为20%—25%。但布罗德的研究表明，1800年左右埃塞克斯郡莱克斯登百户区的无地人口比例已上升到56%。失去土地就意味着失去生活保障，但他们中大部分人并不主要依靠堂区救济，而是通过各种方式自谋生路，如做农业雇工、从事乡村手工业。他们还在偏远的荒地和交通要道新建棚屋，以便利用闲置土地或寻找商业发展带来的机会。以上研究表明，关注下层民众的生计，尊重他们为生存付出的艰辛劳动，已成为英国史学界尤其是农业史研究领域的一股新风。
结 论
托尼在一个特殊的年代开始自己的学术生涯，他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同个人的专业历史研究结合起来，呼吁进行社会改革，限制大土地所有者和大资产阶级的剥削，构建健康、合作和共赢的社会。托尼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性研究，推动了两次世界大战至战后初期英国的社会改革运动，并在20世纪英国史学史上留下重要一笔。正如戈德曼所言，“没有人能够贬低或忽视托尼作为学者取得的成就，也没有人能够忘记他对英国现代政治和社会福利作出的贡献”。但从20世纪中后期开始，托尼及其著作逐渐淡出史学界。这既是由于英国右翼史学家的攻击，也与20世纪中后期西方史学变化密切相关。但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在新自由主义思潮推动下，资本主义再次以不受限制的方式发展起来，不平等现象愈演愈烈，世界也变得越来越不太平，历史的时针又拨回到托尼生活的时代。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引发西方学界对资本主义的重新反思，托尼的资本主义研究以及他注重宏大叙事的方法再次受到史学界重视。因此，透过托尼命运的沉浮，我们可以发现近百年来英国史学发展变化的轨迹。
戈德曼认为，托尼的思想是一个矛盾混合体：一方面作为重视文化、宗教和价值观念的知识分子，托尼是一个历史理想主义者；另一方面，作为研究经济社会史的历史学家，他又具有唯物主义倾向。在笔者看来，对这种说法还需作进一步推敲。托尼早年深受英国基督教和人文主义传统影响，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主要集中在道德层面。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的罪恶不仅表现为对工人的经济剥削，更重要的是自私、功利和人性的缺失。他在1913年8月13日的日记中写道：“所有道德的本质是，相信每一个人都具有无限的重要性。因此，任何利益的考虑都不能成为一个人压迫另一个人的理由。但是，要相信这一点，就有必要相信上帝。”正因如此，他在批判资本主义时，表现出对中世纪基督教共同体和教会经济伦理的留恋，并希望利用传统的道德资源弥补现代资本主义的缺陷。这无疑是不切实际的，也为批判他的右翼学者提供了某种口实。托尼援引过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资本主义的道德批判，但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承认，“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说的是大工业时代的资本主义，但在16、17世纪英国资本主义兴起时期，英国的生产力尤其是农业生产力也有大幅提高。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的认识比托尼全面。
托尼对传统的留恋一定程度上误导了他对历史的判断。在《16世纪的土地问题》中，托尼受英国神学家如休·拉蒂默、罗伯特·克劳利、托马斯·贝肯等反圈地宣传的影响，夸大了16世纪英国圈地运动规模。他怀疑E. 盖伊的统计数据不准确，即16世纪的圈地只占英国土地总面积的2.76%，并认为圈地对英国乡村社会的冲击和影响不能用数字衡量。事实上，晚近研究表明，16世纪英国公簿持有农的土地受衡平法院保护，庄园领主要想增加地租、提高进庄费并不容易。16—17世纪英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主要是通过农民内部贫富分化，约曼农利用公簿持有农可以转租土地的机会（中世纪农奴不容许转租土地，即便容许，农奴土地的身份属性也使得土地难以流动），扩大耕种面积，为市场生产。大土地所有制和领主—租地农场主—雇佣工人三重划分的农业资本主义结构，直到17世纪中期才开始出现。
J. M. 温特将托尼的史学研究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一时期集中于16、17世纪英国经济伦理变化，但随着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大危机、政治动荡和法西斯主义兴起，他将研究重点转向政治，尤其是分析政治危机和政治革命的经济根源。在后一时期，托尼的思想越来越接近历史唯物主义。温特认为，托尼对英国革命起源的解释，可能无意中为英国史学注入了马克思主义成分，从而改造了那个时期的英国史学。25年后，戈德曼从托尼未公开发表的手稿中发现了一份他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演讲稿，题目是《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述评》，讲稿显示，他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受到马克思主义学说直接影响，批判了从19世纪中叶麦考莱以来主流的政治和宪政史叙事，试图揭示英国“光荣革命”的社会经济根源。在戈德曼看来，这可能是托尼研究英国乡绅兴起的预示。托尼推动了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兴起。英国年轻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如R. H. 希尔顿、克里斯托弗·希尔和埃里克·霍布斯鲍姆，都不同程度地受过托尼影响。正因如此，英国右翼学者将对托尼的批判看作是要根除英国的“学术马克思主义”。
尽管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托尼的研究尤其是早期研究还有不成熟的地方，但他提出的资本主义起源问题，以及他采用的宏大叙事研究方法仍有学术生命力。此外，托尼对普通人历史的重视，对地方档案的发掘和利用也具有开拓性，并成为英国当代史学研究不可或缺的元素。
（作者向荣，系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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